2020年4月16日发表于“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原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hRQvhuqTxQ8ic4GIga2XQ）

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渐好转，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的战役开始进入了世界范围内的下半场。美国作为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从3月中旬疫情大规模爆发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确诊了超过6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2万5千人。但早在美国疫情之前，新冠疫情引发的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就已经进入公众的视线。从疫情早期的华人在美受到歧视，到3月18日特朗普开始强调“中国病毒”，再到3月底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从口罩标准认证国家名单中删除中国的KN95（4月3日又重新认证），都无疑让让本就紧张的两国关系更蒙上一层不确定性。

总体数量：“不知道有作业怎么抄作业？”

从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4月12日，推特上涉及“新冠+中国”的推文数量高达4255572条。从下图可以看出，相比起新闻媒体在疫情早期就已经开始跟进，推特网友从3月8日左右本国疫情逐渐严峻，大规模停课停工才开始真正讨论中国，并且讨论量在特朗普3月18日发表含有“中国病毒”的推文之后到达顶峰。

美国疫情爆发初始，许多人对美国“抄作业都不会抄”感到奇怪。不少人也发出“都已经看到中国这样了，美国民众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戴口罩”的疑问。从简单的数量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在疫情初始根本没注意到中国的情况，即使新闻媒体对武汉和中国全国的疫情进行了及时和大量的跟进（3月8日以前共有264,613篇媒体报道），也并未引发民众的重视。美国传媒学者Guy Golan在总结影响国际新闻报道的因素中强调了“利益相关性”的作用，这里也有所体现：推特用户直到本国疫情爆发才开始注意到他国的类似情况。这也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抄作业”的疑问：如果都不知道同桌做了作业（甚至不知道有作业），从何抄起呢？

话题变化：从中国疫情到“中国病毒”再到防护用品

我们再来看看话题的时间变化。从下图可以看出，虽然早在3月7日左右就已经开始有“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称呼，但是3月18日之前的社交媒体讨论仍然集中在关注中国的确诊数字和应对措施等情况，且关注量整体较少。而随着对“中国病毒”这一称呼的关注在三月中旬猛增，对中国抗疫成效的关注也随之增多。中国生产的KN95口罩等防护用品质量问题在3月底才进入人们的议题中，但关注只持续了较短的时间。最近的社交媒体讨论又回到以好转了的中国复工复学情况为主，“中国病毒”的讨论量已经跌到三个话题中最低。

下图体现了从四月中旬开始推特讨论话题的变化。可以看到，对“中国病毒”的争论越来越少，而对中国本国疫情的讨论则在一个较高水平上下起伏。之前对中国生产的医疗防护用品的质疑也转变成了对特朗普向中国运送防护设备的指责（见下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丹·邦基诺（Dan Bongino）这一人物从四月下旬开始活跃，并很大程度上引导了推特舆论的走向。下文将对其言论进行详细讨论。

我们再放大来看，下图分别是推特讨论的话题汇总和基于负面内容形成的词云，词云中字号的大小表现了话题的讨论量多少。从话题集群中可以看出，除了关注中国/武汉疫情之外，许多讨论也集中在中国生产的口罩等防护设备（PPE）、 “怪罪中国”（blame China）以及国会发言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身上。而负面词云中除了不乏“仇恨”、“恶心”、“无情”、“羞耻”等形容词之外，也突出讨论了言论自由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词云的中心被提及最多的是特朗普以及@charliekirk11的账号名称，后者是保守主义者激进组织美国转折点组织（Turning Point USA）的创始人兼总裁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也是一名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和反华代表人物。

词云的中心被提及最多的三个账号名称是特朗普、@charliekirk11以及@dbongino。@charliekirk11是保守主义者激进组织美国转折点组织（Turning Point USA）的创始人兼总裁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账号，他也是一名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和反华代表人物。而丹·邦基诺（Dan Bongino，@dbongino）是一名保守主义的电台评论员，他在自己5月1日的独立播客节目中对特朗普进行了专访，这也使得他的反华言论被广泛关注和转发。比如下图的两条推文中，他分别指责中国“囤积医疗用品，却让世界其他地方陷入黑暗”及强调一位将新冠怪在特朗普头上的加州教授是“与中国有关联”。

上文提到的南希·佩洛西在此次中国与新冠的讨论中成为了重点攻击对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推特讨论将中国与新冠与美国国内政治挂钩的大趋势。南希·佩洛西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因为与总统特朗普紧张的关系而备受公众关注。她作为众议院议长和民主党人主持了弹劾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程序，在2月4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拒绝和她握手，而她也在演讲结束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立即撕毁讲稿副本。这一切都被特朗普的支持者当做一种来自敌人的信号。此前不少媒体分析特朗普强调“中国病毒”是为了转移对其对抗疫情不力的指责，将责任推给外界。从提及南希·佩洛西的推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一策略不仅成功“嫁祸”中国，更抹黑了这位对手。比如下图中的推文就责怪南希·佩洛西“明知道秘密的红色中国病毒实验室，先在政治囚犯身上做实验，然后把病毒传给民主党人和全美国”，还说她“偷偷收了中国和俄罗斯的钱”。丹·邦基诺也趁机强调南希·佩洛西在此时弹劾特朗普，是阻碍了他下达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的权力，暗示南希·佩洛西与中国有某种联系，是置公共健康于不顾。从查理·柯克与丹·邦基诺在新冠与中国话题上的意见领袖地位和对大量对南希·佩洛西的指责中不难发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推特上的活跃表现确实起到了“带节奏”的作用。

回到前面时间线中体现出的三大话题，美国民众对此又是怎么讨论的呢？对于中国本国疫情，普通民众讨论较少，与此相关的大部分推文来自媒体账号，少数普通用户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怀疑中国病例数字和管控措施是否过于严苛上。但其中也不乏正面的声音，如下文就批评特朗普“目中无人”，列举了中国“生产70%的医疗设备，拥有smithfield（双汇旗下肉类食品生产商），供应了全美的零售商店，有珍贵的抗疫经验”等，表示“我们需要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南希·佩洛西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因为与总统特朗普紧张的关系而备受公众关注。她作为众议院议长和民主党人主持了弹劾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程序，在2月4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拒绝和她握手，而她也在演讲结束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立即撕毁讲稿副本。这一切都被特朗普的支持者当做一种来自敌人的信号。此前不少媒体分析特朗普强调“中国病毒”是为了转移对其对抗疫情不力的指责，将责任推给外界。从提及南希·佩洛西的推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一策略不仅成功“嫁祸”中国，更抹黑了这位对手。比如下图中的推文就责怪南希·佩洛西“明知道秘密的红色中国病毒实验室，先在政治囚犯身上做实验，然后把病毒传给民主党人和全美国”，还说她“偷偷收了中国和俄罗斯的钱”。从查理·柯克在这一话题上的意见领袖地位和对大量对南希·佩洛西的指责中不难发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推特上的活跃表现确实起到了“带节奏”的作用。

而针对“中国病毒”这一称呼，推特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内容。一部分声音表示新冠本来就有官方的名称（COVID-19或是新型冠状病毒），认为特朗普此举是故意挑起矛盾，并明确指责特朗普在推卸责任（下图一内容：“所以特朗普终于确定了他的敌人。在怪罪了民主党人、奥巴马、新闻媒体、地方领导、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相关政策和墨西哥之后，特朗普终于选择了中国。如果他花费他花在攻击别人的时间中的一小点在实际解决问题上，我们说不定早就没事了。”），或是说他这是种族主义言论，是污名化无辜的华裔美国人，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下图二）。

而另一部分言论则截然相反。不少人认为特朗普没用错称呼，认为新冠是从中国开始爆发的，根源在中国。称其为“中国病毒”和称呼西班牙病毒、寨卡病毒、埃博拉一样只是采取了用地名命名的原则，不是种族主义言论。还认为“人们（指责这个称呼）就是想操控媒体对疫情的报道来符合他们自己的政治叙事。一切的目的就是想中伤特朗普。”

最后，关于中国和防护用品的讨论其实并不像许多人可能想象的那样，只充满指责。与此相关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实际寻求帮助，试图为个体医院或企业从中国购买更多防护用品，这部分的讨论比较中性。

第二部分是指责中国生产的防护用品质量，其中一个“中国发给法国的防护用品像纸一样薄”的视频流传甚广，成为许多人反对从中国购买防护用品的论据。但这部分的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欧洲国家和印度等地的情况，对于美国购买中国防护用品的情况并未提及太多。

第三部分则是针对国内媒体报道较少的一个事件：美媒在三月底爆出特朗普政府早在二月初就运了近18吨防护用品到中国，这一行为也直接导致了三月美国的防护用品缺乏。不少人借此批评特朗普短视，但也乘机责怪中国隐瞒情况，没有给美国及时警告。

从这三部分的讨论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对“中国生产”的不满其实主要集中在数量，而非质量。背后可能的逻辑是美国民众相信当地决策者有足够的能力判别购买的防护用品的质量，但当务之急是能够获取到足够的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而民众的这种担心也媒体中随处可见的与各州州政府强调本州防护用品不足，请求联邦政府帮助不无关系。

背后原因：污名化、政治化与“回声室效应”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不乏理智的声音，关于“新冠+中国”的讨论仍以负面内容为主，强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刻板印象的言论也吸引了不少支持者，推特上整体的讨论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污名化、政治化与“回声室效应”三个方面来分析。

污名化指人们将某一风险与特定人群、地点或事物联系在一起（如某个少数群体），且没有证据表明该群体的风险高于普通群体。污名化在疾病爆发时期尤为常见。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对此特意建立了一个中文网页强调反污名化的重要性（见下图），并强调媒体和公共卫生官员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保护隐私、抵制负面行为、传播正确信息等。

但推特讨论中的污名化并非只是简单的认为“中国人更容易感染/传播新冠”，而是建立在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污名化认知上。尽管根据上文的分析，媒体在此次疫情的早期由于较低的利益相关性，并没有起到明显的议程设置作用。但在长期对中国报道的偏向性却留给美国民众“永远不要相信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中国人受到政府压迫”、“中国生产都是不好的”、“中国在刻意针对美国”等印象。这些印象转移到了这次对疫情的讨论中，使得许多民众不愿意去了解中国的情况。即使后期因为自身利益相关不得不得知中国的情况，出于防止心理学上所说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许多人也不愿意去改变自己本身的刻板印象。正如上文引述的那条推文所说，很多人的发言只是为了重新解构和阐释事实，来符合“自己的叙事”，以达到自我认知的协调。

政治人物和党派斗争在此次讨论中的突出位置也提醒我们，“新冠+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话题，更成为了一个政治议题，甚至是普通人表明政治态度的工具。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者仙托·艾英戈（Shanto Iyengar）等人总结了“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这一概念，强调近年来美国民众的政治倾向极化愈发情绪化，已经影响到了对对方群体和观点的理性判断。比如一个共和党支持者会认为“凡是民主党支持者说的都是错的”，而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会强烈反对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保守主义者。

这种极化也是基于身份差异的。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者凯西·克莱默（Kathy Cramer）十分有名的一本著作《怨恨的政治学：威斯康辛的乡村意识与斯科特·沃克的崛起（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ural Consciousness in Wisconsin and the Rise of Scott Walker）》中就描述了这种极化：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乡村居民倾向于支持保守主义，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们同意保守主义者的政论，而是因为认为“那些衣冠楚楚的（自由主义）城里人只知道高谈阔论虚伪的政治正确，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不能理解我们，更不能代表我们”。

从此次推特的讨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情感极化的案例。一方面，民主党支持者/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一直不满2016年大选以来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因此抓住“Chinese virus”等用词以及“运输18吨医疗用品去中国”等事件批评特朗普；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偏保守主义的人早就厌烦了中产阶级的政治正确，认为对方过于敏感，是揪着种族主义的辫子不放。也坚定相信特朗普明明表现得很好，已经尽力，只是受到了外界（中国）和内部（民主党）的阻碍而被抹黑。

从“新冠+中国”被政治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能把推特上的讨论简单分成“反对中国”和“支持中国”，而更多的是“批评特朗普/民主党”和“赞扬特朗普/共和党”。中国在其中成了“工具人”，只要能拿来作为论据，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似乎并不重要。许多推特用户可以在种族主义的问题上为中国人说话的同时，又谴责中国抢了美国的物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许多摇摆甚至矛盾的发言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账号中。

但更可悲的是，尽管针锋相对的两方似乎都在竭尽全力大声喊，并没有真正进行对话。我们看到的除了自言自语之外便是人身攻击。这就不得不提到与上面两个角度相关的一个概念“回声室效应”。“回声室效应”指的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使得处于这个环境中的人自身观点得到不断强化，认为这些单方面的声音就是事实的全部。

近年的美国，媒体的党派极化（partisan media polarization）也愈演愈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表明，2019年两党的支持者日常阅读的媒体分化严重，超过65%的共和党人信任福克斯新闻，而67%的民主党人信任的是CNN等自由主义媒体。不仅是两方民众，两极的媒体早就开始互相指责。特朗普多次在推特上赞扬福克斯新闻，批评纽约时报等媒体是“假新闻生产者”。而近期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后，福克斯新闻也由于早期称新冠“只是一场恶作剧”而面临自由派的法律控告。

这种相互对立通过议程设置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读者身上，也降低了美国民众对于新闻媒体甚至是任何相对正式的消息来源的整体信任。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甚至有人发明了“相对真相（alternative truth）”这个词，这反过来也印证了为什么会出现上文中的推文“人们只是在试图完成自己想象中的政治叙事的故事线”。这也引发了许多学者对于“后真相时代”的担忧——人们不再寻求真相，那么基于事实的对话也就变得不再可能。

美国网友对新冠和中国的讨论，揭露的不仅仅是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暴露了美国国内在政治和媒体报道上的很多问题。因此，上述那些言论中的偏见也并非完全基于国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内矛盾的体现。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时候与其说是被攻击的对象，不如说是人们互相攻击的背景话题而已。我们在对负面言论警惕的同时，也不能一概而论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害者的位置，而应该对言论内容及其背后的因素进行仔细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揭示的现象并不能代表所有美国民众。2020年的数据显示70%的美国人使用社交媒体（Hootsuite, 2020）。尽管美国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88.5%，但仍有11.5%的美国人生活在“村里没通网”的情况下。因此，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并不能代表全部美国人。就笔者在实际生活中的体验来看，至少在美国东部教育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仇视中国和中国人的情况并不常见。不少人虽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仍然很高兴听到武汉等城市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在国内疫情逐渐好转的情况下对美国普通民众落井下石，甚至对死亡人数进行大肆庆祝也不应该是君子所为。正如疫情一开始我们对一些外来嘲讽的回应，世界是一个共同体，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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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Cramer, K. J. (2016).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ural consciousness in Wisconsin and the rise of Scott Walk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an, G. J. (2006).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and global news coverage: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ree network television evening news programs. Journalism Studies, 7 (2), 323–333.
Hootsuite. (2020, February 11). Digital 2020: The United States – what you need to know. We Are Social USA. https://wearesocial.com/us/blog/2020/02/digital-2020-the-united-states-what-you-need-to-know
Iyengar, S., Lelkes, Y., Levendusky, M., Malhotra, N., & Westwood, S. J. (2019).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29–146.
Jurkowitz, M., Mitchell, A., Shearer, E., & Walker, M. (2020). U.S. Media Polarization and the 2020 Election: A Nation Divided. https://www.journalism.org/2020/01/24/u-s-media-polarization-and-the-2020-election-a-nation-divided/
U.S. internet user reach 2023. (n.d.). Statista. Retrieved April 14, 2020, from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590800/internet-usage-reach-usa/
Report: U.S. Media Among Most Polarized In The World. (n.d.). Retrieved April 14, 2020, from https://www.forbes.com/sites/brettedkins/2017/06/27/u-s-media-among-most-polarized-in-the-world-study-finds/#47b7d5e72546